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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政府机关处理个人信息的场景，其在处理前应向信息主体告知以下内容： 1.信息实际处理者及其他相关主体 如前所述，政府在处理个人信息前应当告知信息主体实际的信息处理者及其他相关主体，即狭义的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和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以及已知将处理信息的第三方或共享信息的其他行政主体。

司法权的判断性是更重要的性质，体现了司法的本质，而司法作为中央事权是为了打破地方保护主义，为各级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创造条件。所以，更加准确地说法是，人财物归省级统一管理，但不能说审判权归省级统一管理。

现行《宪法》删除了1978年《宪法》关于法院向人大报告工作的规定，但是相关的法律并没有修改。如果人大对不信任的法官听之任之、毫无惩戒，不但司法的公信力荡然无存，人大的权威性也荡然无存。第二道防线是将地方立法权的立法范围限制在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三类事项。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了地方立法权。我国的立法体制经历了巨大的变迁，1954年《宪法》并没有规定地方立法权，全国人大是唯一立法机关。

但是，清理也无法完全消除地方性法规抵触上位法的风险。既然法院拥有独立审判的权力，那么法院有权决定是否适用抵触法律的地方性法规。（二）构建完善的区域协同立法保障机制 区域协同立法的有效运行除了要有特定的协同模式与机制外，还必须有完善的保障实施机制，其主要目的是扫清政策、利益、制度等外在因素给协同立法带来的客观障碍。

该优势主要针对行政恣意行为，典型的如以行政命令替代区域行政协议、以人情关系主导区域行政协调等。体现在内容上，这种外部协同不仅包括立法信息的交流共享，也包括各方为避免立法冲突而进行的法律制定、法律修改和法规清理，并涉及协作理念和协作方式两方面。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和党的十九大报告新要求的出台，以及京津冀协调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相继上升为国家战略，区域一体化日益成为重大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此时，政府重点做好的是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激发市场活力和竞争力，努力推进市场的法治化，这也正是法治政府建设的核心内容。

当下区域协同立法主要存在立法主体不清、立法实践混乱以及缺乏精细化实施机制等问题，解决难题的最有效策略是从人大、政府与市场三方主体间的关系出发，探索协同方式并构建保障机制。借助公平竞争审查契机，区域内各省市应该对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对未清理文件进行审查，修订阻碍、限制市场公平竞争的地方性规范。

当下各区域发展均秉持经济发展优先理念，注重效率和灵活性。第三，立法保留与开放原则。该信息共享兼具协同立法机制及立法保障机制双重特性但在单行法律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可以设定特定管理领域的违法行为。

2.行为说之提倡 按照《立法法》第80条第2款和第82条第2款，部门规章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1）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6]在其整体意义上，构成要件首先指向立法者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行为的类型化提炼，是决定行为之可罚性的事实特征的有机整体。[37]对于这些上位法未规定的逃避缴费类违法活动，规章可通过执行性立法将其设定成违法行为。[4]江必新：《论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构成要件》，《法律适用》1996年第6期。

1.执行性行政法规的设定权 根据《立法法》第65条第2项，为了执行法律规定的需要可以制定行政法规，但其如何设定违法行为并非不言自明。[28]余凌云：《地方立法能力的适度释放》，《清华法学》2019年第2期。

[39]参见《公安部关于对彩弹枪按照枪支进行管理的通知》（公治[2002]82号）、《公安部关于印发〈管制刀具认定标准〉的通知》（公通字[2007]2号）。规范的要件要素是由价值关系的概念或评价概念所表述的要件要素，是判断相对人的举动是否构成应受处罚行为的单个规范特征。

这既使行政处罚系统能够对社会变迁和个案情景保持必要的适应性，又使处罚法定原则的价值融入要件要素之中，从而维系行政处罚法律系统的融贯性。《立法法》作为宪法性法律和基本法律之性质，决定了其在立法领域的框架秩序地位，即便是《行政处罚法》也不能限缩《立法法》对立法权的配置空间。[71]该答复对违法经营概念的具体化，虽具有威慑违法行为、预防食品风险的合理初衷，但涉嫌构成不利的类推适用。其次，除了得到制度性权威的认可之外，作为认知渊源，其内容还应当是合乎逻辑的规范性命题。[61]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7页。[81]参见[德]Ingeborg Puppe: 《法学思维小学堂》，蔡圣伟译，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9页。

[62][奥]恩斯特·A.克莱默：《法律方法论》，周万里译，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290页。[80]遵循此种判断方法的判例，参见阮克荣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安徽监管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行政复议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2行终1755号行政判决书。

这也是形式法治的基本要求。其一，对于县级以上行政机关为指导法律执行而作出的具体应用解释和制定的其他规范性文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指出：这些具体应用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不是正式的法律渊源，对人民法院不具有法律规范意义上的约束力。

[31]参见廖义男主编：《行政罚法》，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7年修订二版，第66页。[60]根据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委）2021年11月5日发布的《中国标准化发展年度报告（2020年）》，截至2020年底，国家标准共39847项，其中强制性标准2133项，推荐性标准37714项。

行政处罚法修订草案一审稿曾专门增加规定，地方性法规为实施法律、行政法规，对法律、行政法规未规定的违法行为可以补充设定行政处罚[26]，其言下之意是：地方性法规可以增设违法行为及其处罚责任。《行政处罚法》第6条确立了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对于构成要件中的经验性不确定法律概念而言，其解释不宜与社会公众的认知习惯和朴素法感背道而驰。[29]参见乔晓阳：《如何把握〈行政处罚法〉有关规定与地方立法权限的关系》，《地方立法研究》2017年第6期。这不仅与《标准化法》第17条关于强制性标准文本应当免费公开的法律要求存在一定距离，也不尽符合《行政处罚法》第5条关于未经公布不得作为行政处罚依据的规定。

[50]在英国法理学家拉兹看来，所有那些具有规范性的事物，其规范性皆在于它提供行动理由，具体来说就是根据所规定内容直接去做或不做某事的理由。[34]领域说和事项说本是行政许可设定权的两种解释方案，由于《行政处罚法》第13、14条采取与《行政许可法》第14、15条相同的语言表述（尚未制定……），也被学者类推适用于行政处罚权的解释上。

（2）在认定小前提的要件要素维度，处罚法定原则的任务是约束执法者的法律适用，确保该当性判断具有合理的明确性水准和稳定的规范性预期。（三）规章设定权的规范空间 1.领域说与行为说之争 按照《行政处罚法》第13条第2款和第14条第2款的规定，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或地方性法规的，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可以设定警告、通报批评或者一定数额罚款的行政处罚。

例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2条中的携带管制器具等概念即属于要件要素的范畴，必须根据这些要素进行具体分析，才能判断相对人的行为事实能否被认定为应受处罚行为。然而，从立法目的和备案审查的角度，难以解释出地方性法规的违法行为设定权，以上做法的合法性存在疑问。

[32]陈清秀：《行政罚法》，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修订三版，第41页。（一）行政法规设定权的规范空间 违法行为的设定作为一种立法活动，除了受到《行政处罚法》的规范以外，也受到《立法法》关于地方立法权限范围的调整。但是，此处的和字是作且义（即根据宪法并根据法律）还是或义理解（即根据宪法或者根据法律），存在职权说和依据说的争论。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地方性法规在违法行为的设定上毫无用武之地？ 目前看来，在《行政处罚法》短期内难再修订的背景下，只有在法律明确授权地方性法规可以增加规定违法行为的情形下，地方性法规才能在授权范围内进行有限地补充设定。

例如，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尚未出台出版法的情况下，国务院基于《宪法》第89条第7项规定的文化管理职权，通过制定《出版管理条例》设定了若干违反出版管理秩序的违法行为，并规定罚则。在美国著名的谢弗林案[52]中，法官认为，执行过程中的日常经验使得行政机关更为熟悉管制领域，行政解释更富有说服力。

金韬：《权威的规范性间隙》，《道德与文明》2018年第2期。[41]在杭州方林富炒货店行政处罚案[42]中，市场监管部门认为相对人所使用的最好最优最香最特色等词汇属于《广告法》第9条第3项未列举的绝对化广告用语，这类表达在理论上属于不成文的不确定法律概念。

在执法监督和错案追究普遍推行的当下，不可避免地存在执法的个人责任风险。由于列举方式本身已经呈现出相对清晰的法律意图，故对此种非完全列举的不确定法律概念进行具体化时，须遵循同类规则，仅得以认识之方法认定，不能以意志之运用来探求[77]。